导师与研究生：师徒如父子？

昨日，随着武汉某大学的公开通报，被社会广为关注的研究生坠楼事件有了阶段性结果，但此事引发的讨论和思考并未停止。人们除了惋惜年轻生命的终结，大多在谴责时下“不正常”的师生关系：感叹师德荡然无存者有之，忧心青年一代身心脆弱者有之，抨击高校研究生培养制度中导师对学生“生杀予夺”者也有之。尤其是事件中导师王某与研究生陶某异样的“父子关系”让很多人觉得难以理解。这种不正常的师生关系背后有着怎样的深层原因？我们又该如何构建健康的师生关系？也许此文能给大家提供一些启示。

近日，一则“武汉某高校男研究生跳楼身亡，生前称忍受不了导师压力”的新闻再次将高校研究生师生关系推到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这则新闻中最引人注意的一条是，“进门鞠躬，称呼他为‘爸爸’”，强迫陶某说“爸我永远爱你”。

在署名为该导师的一份声明中，王某将这种行为解释为“我们之间的独特语言系统”，不但否认了那些聊天记录中做家务的事，而且“叫爸爸”也成了“大道至简，要言不烦”的心理学小测试，是师生间的“心有灵犀”。跟帖留言无不为之愤慨！但是，不仅素以“礼仪之邦”著称的传统社会有着尊师重道的明训，即便当代学者回忆师长春风化雨的情谊，也经常感人至深，未必逊于父子亲情。

△ 孔子与三千弟子

之所以出现这种社会观感的反差，无非以下两种原因：

其一，导师让研究生叫他爸爸（或其他形式的“效忠”）的行为是在对学生完全掌控情形下的强迫行为，并非师生融洽关系的真情流露。

其二，现代大学教育实乃一种知识交易的市场行为，不同于传统社会的“师傅带徒弟”，因此不应使用前现代的观念定位师生关系。

以上原因都需要进一步追问。

对于第一种原因，人们不禁要问：什么样的导师才算拥有师德？古人的“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现今的《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等师德准则如何在导师带研究生中具体体现出来？无论从高校目标管理的导向还是研究生的期待来看，归根结底，还是导师能够帮助研究生多发论文、争取荣誉、找好工作。也就是说，有师德的导师应该动用自己在高校和学术圈的影响力，为学生谋取实实在在的利益。这一点在本事件中有充分显现。好导师与坏导师的差距似乎仅仅体现为是否主动向学生索取回报或是否立即索取回报。

对于第二种原因，实则隐含着一个前提假设。用经济学术语表述，即在高校研究生培养中，师生之间可以签订较为完备的合同，双方能够据此明确权责，并保证执行。但是，在当前的学术生态中，研究生也希望通过各种“效忠”形式谋求学术上乃至学术外的超额收益，这种现象已经愈演愈烈，却未引起社会舆论的足够关注。“周瑜打黄盖”，社会舆论聚焦于“打”，却忽视了双方的“愿”。退一步讲，即便能够制定规则，双方在博弈中能否恪守规则呢？其实，规则最容易在边界上被破坏，在中国人情社会的氛围中，师生关系的公私边界难以清晰界定。而且，由于导师在高校和学术圈的影响力，除非演变成公共事件，所有利益相关者都更倾向于维护导师的利益。

导师学术影响力的滥用是高校研究生培养中不正常师生关系的关键。这种权力滥用主要体现在帮助研究生发表论文、争取荣誉、推荐工作、获得项目等行为中；从师生关系延伸到学界同仁、学校同事关系，使得学术界生态近亲繁殖，关系盘根错节。换言之，在导师与研究生关系之外，存在着一个学术圈利益交易市场；正是这个市场的失范，为导师学术影响力的滥用提供了必要条件，使之成为一种垄断性资源。

目前，社会舆论聚焦于“师德”、谴责世风日下，并未切中要害，据此制订解决方案也是治标不治本，必须从学者学术圈失范的角度去探究导师与研究生之间不正常关系的原因，而这方面的讨论却远未尘埃落地。

是否可以设计一种机制提高学术共同体的纯洁性、防范导师学术影响力的滥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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